如果你能考进顶尖大学,你大概率没有学习障碍。
原文:https://reason.com/2025/12/04/why-are-38-percent-of-stanford-students-saying-theyre-disabled/
作者:Emma Camp
译者:Kurt Pan
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理应是全国最聪明、最有前途的年轻人。然而,他们当中却有惊人比例的人在申请为学习障碍学生设计的学业便利措施。
在本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教育记者罗丝·霍洛维茨列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字。在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20%的本科生登记为残障学生。在阿默斯特学院,这一比例高达34%。而在斯坦福大学,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声称自己有心理健康问题或学习障碍,比如焦虑症、抑郁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显然,这里面有些不对劲。要说美国一些最顶尖、录取最严格的大学——那些要求SAT成绩达到第99百分位数和优秀申请文书的学校——会招收大量真正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这显然说不通。一个真正存在认知困难的学生,更可能进入社区大学,或者根本不会接受高等教育,对吧?
霍洛维茨采访的教授们基本上印证了这一理论。一位教授告诉霍洛维茨:"当你听到'残障学生'这个词时,那指的并不是坐轮椅的孩子。根本不是。那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在考试中获取额外时间。"有天赋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开始挣扎,便急忙去寻求诊断以避免拿到差成绩。讽刺的是,那些认知上真正面临困难的学生最有可能就读的学校——社区大学——其残障学生比例反而要低得多,只有3%到4%的学生获得便利措施。
公平地说,获得这些便利措施的学生中确实有一些人真正需要它们。但《美国残障人士法》(ADA)目前的条文措辞允许学生仅凭一张医生证明就能获得广泛的便利措施。
虽然有些学生无疑是半有意识地将这些便利措施作为作弊手段来寻求,但我认为大多数人是真心认同他们用来获取考试额外时间的那种心理健康诊断。在过去几年里,有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把心理健康状况和神经发育状况不仅仅视为医学事实,而是一种身份标签。乔治亚大学学习障碍摄政中心主任威尔·林德斯特罗姆告诉霍洛维茨,他看到越来越多持有这种观点的学生。"这几乎像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林德斯特罗姆对她说,"等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坚信自己有神经发育障碍了。"
是什么推动了这一趋势?首先,像ADHD、自闭症和焦虑症这类状况在网络上的讨论方式——大多数年轻人最初就是在那里了解到这些状况的——很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网络创作者倾向于对他们描述的状况采取一种非常宽泛的定义。快速浏览一下TikTok,你会发现创作者们把从总是戴着耳机、到时间管理能力差、再到上课涂鸦等各种行为都标榜为某人可能患有可诊断疾病的迹象。按照这些视频的说法,谁不是残障人士呢?
结果就是人们对"正常"的理解被严重扭曲。如果偶尔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感到无聊就是ADHD的征兆,那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正常"、没有残障的人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一个"神经典型"的人可以毫无拖延地写出15页的论文,在枯燥的讲座中保持完美的专注,从不经历社交焦虑或尴尬。这种观点得到了当前许多此类状况诊断方式的支持。正如霍洛维茨所指出的,当最新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精神科医生用于诊断患者的手册——于2013年发布时,它显著降低了ADHD诊断的门槛。当这些状况的定义被设定得如此宽松时,很容易想象一个聪明绝顶的斯坦福学生会因为任何学业上的困难迹象就认定自己有学习障碍,因为交友上的任何问题就认为自己患有自闭症。
风险规避似乎也是促使优秀学生声称自己有学习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国家最有前途的学生同时也是最缺乏自信的。他们如此害怕失败——怕成绩差、怕论文反响不佳——以至于把任何挣扎的迹象都当作可诊断的病症。几十年前,一个进入大学后发现学习内容比高中更难掌握、时间更难管理的学生会被视为相当正常。而现在,每次她拿起手机,就有一大群网红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这是ADHD的征兆。不适和困难不再被视为成长的正常组成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很容易把顶尖大学最聪明学生中学业便利措施的增加,解读为中上阶层进取子女中风险规避倾向的又一种表现。对于大多数获得这些便利措施的精英大学学生来说,学业便利措施是一种针对失败和自我怀疑的保护。不必要的便利措施是一种双重作弊——它们让你在同学面前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但同时也让你欺骗了自己,失去了真正的智识成长机会。如果你用考试额外时间来掩盖学习上的不足,通过免除演讲来缓解社交焦虑,用延期截止日期来逃避时间管理技能的培养,你或许能为自己铺就一条通往好成绩的道路。但你也会发现,自己应对成年生活挑战的能力变得更弱了。